2021年5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庭学研究院组成的北庭故城考古队又开启了新的发掘季，发掘对象是北庭故城子城西南部的10、11号遗址。7月27日，考古队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中发现了几片陶器底部的残片，内侧有刻划的汉字，考古工作人员娄朋飞经过现场拼对，发现陶器底部原来刻有三个字，辨认确认为“悲田寺”。11号遗址现在是高于周围的一个台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北庭故城子城的西南部，不在子城的中心部位，但在整个北庭城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台地南部现在还残存一道夯筑的围墙。城址废弃后，遗址已经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区域已经暴露出原生土，台地及周边被挖了不少坑和沟。遗址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差不多都是这个遗址原来的建筑构件和器物，其中就包括这几片刻字的陶片。早在6月份，在这个遗址的其他位置已经发现了两片刻有“悲”字的陶片，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通过最新发现的这几片陶片，可以认为这些原来也是刻有“悲田寺”的陶器残片。
图一 北庭故城遗址以及11号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龙兴寺、悲田寺和西寺位置示意图
图三 11号遗址以及“悲田寺”残陶片出土位置示意图
图四 刻划“悲田寺”陶器底部残片（左：器底内侧 右：器底外侧）
“悲田”是佛教用语，“三福田”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圣凯法师曾以“悲田养病坊和居养院”介绍了唐宋佛教救济事业，悲田养病坊是设置在寺院之内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今日免费住宿诊疗所、养老院、孤儿院，是一种对贫困者、孤独者、疾病者免费诊视、收容助救的设施。这种设施后来逐渐演变为寺院的慈善事业，包含了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施药、抚慰孤独等功能。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关心帮助社会中的极弱势群体的思想，利用民间和国家力量，对丧失家庭支撑的极困难人员开展救济既是社会理想也是各个朝代的重要工作，比如孔子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礼记·礼运》篇）。《管子·人困篇》载的慈幼、恤孤、养老和问疾等事，显然包括了养老保健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逐渐扎根，为救济事业在民间的广泛实施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西晋以降，中国出现敬田、恩田、悲田等观念，敬田是指佛、法、僧三宝，恩田是指父母师长，悲田是指贫穷者，苦田是指畜生。信仰佛教的统治集团率先开始实践福田的修行，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令将司州、洛阳两地贫病老者别坊居住，备有药物，给以衣食，宣武帝设馆收容近县内外的疾病者。齐文惠太子和其弟竟陵王子良共同设立六疾馆，收容病人。各种相似设施的建立可从齐文帝《给孤独园记》，竟陵文宣王《福德舍记》《施药记》等文中看出。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正月，梁武帝萧衍下诏宣布：“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并且负责为收养的老年人料理后事。这与梁武帝萧衍是一个既笃信道教佛教也提倡儒学的皇帝有很大关系。他在江南制礼作乐，连北朝的东魏权臣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对于老年人的专门救济收养机构，自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创立，就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佛寺也兼具医院的功能，远路来治病的患者可以留宿寺中，直到痊愈为止。南朝陈朝的大市寺，设有“大药藏”，就是药房。
六世纪时另外一部流行的经典——《像法决疑经》，对福田思想有更进一步的阐释。经中以布施在六度、四摄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布施为成佛的法门。同时，经中更特别强调布施贫穷孤老的“悲田”，远胜于施予佛法僧的“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此田最胜”，这些认识直接推动了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唐代高僧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卷八认为，福田总有恩田、敬田、德田、悲田、苦田五种。如来及塔、菩萨、知识并父母等为恩田亦敬田，圣僧二乘为德田亦敬田，其余乞食及贫人为悲田亦苦田。
隋末唐初，南方有寺庙设立了疠人坊，专门收容麻风病人。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是以前孤独院和疾馆的余绪，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唐代悲田养病坊的经办权是在唐政府和佛教寺院之间频繁更迭，唐代悲田养病坊最初的设立，是佛教界主办，但是也得到政府的支持。汤用彤先生曾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提到，唐代曾置专司救济贫病，并恒设病坊，因悲田养病本于释教，故病坊多分置于诸寺，曰悲田坊。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悲田养病坊。悲田养病坊先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渐及诸道诸州乃至全国。唐朝前期，“悲田院”主要收养病人，发展到唐朝中期，除了病人之外还包括了孤儿和乞丐，有史记载：“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残，涂垢臭秽不可近，居西市悲田坊。”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朝廷赋予养病坊收容乞儿的责任，养病坊成为官办孤儿院，虽仍由寺僧操理，但经费由国家官本放贷之利息提供。寺院可以用官府给的钱放贷收利。这时寺院同时具备了官方同意的收容乞丐、治疗病患的功能。韦应物曾有《同德精舍养疾寄河南兵曹东厅掾》一诗，写到自己罢官后在同德寺养病之事。“逍遥东城隅，双树寒葱茜。广庭流华月，高阁凝馀霰。杜门非养素，抱疾阻良宴。孰谓无他人，思君岁云变。官曹亮先忝，陈躅惭俊彦。岂知晨与夜，相代不相见。缄书问所如，酬藻当芬绚。”这些记载也透露了悲田坊在城市中的位置，比如西市、东城隅，一个在闹市，一个在僻静之处，北庭的悲田寺在子城西南隅，可以说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
唐肃宗至德二年，又于两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由官府经办。唐末武宗时，僧尼敛财，寺庙经济严重挤占国家田地和财政，因此武宗下诏灭佛，勒令天下僧尼还俗。“会昌法难”后，为了让养病坊有稳定资金粮食来源，李德裕奏请每坊给田五至十顷，其他诸州由观察使视贫病者多少而定，田产以充被收济者之粥食。李德裕的《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载："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必恐病贫无告……缘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更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寺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加州镇有羡馀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李德裕的奏状获准后，武宗专门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拨给相当的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赈济开支来源，地方各州府则分别拨给本地悲田院七顷到十顷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年高德劭的老年人一名负责日常事务（《旧唐书·武宗纪》）。因此，悲田院成为国家救济机构的代称。
唐宣宗以后，甚至连县里的佛教寺院也都有了悲田养病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半官半民的释门悲田网络。《全唐文》卷八十四载有关于养病坊的敕文。据敕文来看，全国收容贫儿多的养病坊由政府给米十石，少者按比例给七石、五石、三石。负责管理的僧人在有道行的僧人中挑选，每三年轮换一次。如遇风雪日，病人不能出外行乞求食，则取养病坊基金的利息买米煮粥，以供饥饿病人。对患疾病者，买药治疗，其费用从官署户部省领取。从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全国州县内大多数的养病坊都由僧尼经营，作为一种佛教社会福利事业，有半官半民的性质，费用虽有国家负担，但国家的负担费用只是养病坊经营的部分补助，实际经营仍由养病坊自己筹措。如无风雪之日，收容者需要自己出外求食，或由僧尼出外行乞，以供食需。比如四川成都的收容者每日持具在街头巷尾捡拾废铁，维持生计。龙光寺洪眆禅师，自己行乞以养龙光寺附设养病坊的收容者。依此看来，政府对养病坊的补助只是一部分，养病坊大都由寺院本身独自经营。尽管如此，仍然有僧人自置病坊，收容贫病。但是，唐末佛教寺院所经办的悲田养病坊已经无法重现以前的宏观局面。
隋唐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以治病而著称的神僧，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法进、波颇、法喜、神智等人，他们本身就有非常精湛的医术，同时又能通晓梵文，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天竺的“医方明”介绍到中国，并和中国的传统医学结合起来，在佛教寺院里或者是民间的村落之间行医，为病人解除痛苦。这些治病救人的医僧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时候开始流传“药王菩萨”的传说。
中国对于悲、敬二福田供养惠施的文化也影响到了东瀛日本，日本多处设有悲田院、敬田院。圣德太子创立的大阪四天王专设有敬田院、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四院。鉴真和尚曾在扬州大明寺设立悲田院，会见过鉴真和尚的日本光明皇后也在奈良建立了悲田院，同样用于收留无家可归且生活贫苦的老年人。现在日本的大阪地区还有悲田院街，京都东山区还有一座“悲田院”。
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太宗获得了“皇帝天可汗”的地位，成为农牧世界的共主。唐王朝为有效管理西域，公元630年设立伊州。公元640年收复今天的吐鲁番地区和昌吉州后，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亲自决策，设立西州、庭州，伊、西、庭三州均按中原地区唐制进行统治。它是唐朝在天山北麓、北疆草原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下辖金满、轮台、蒲类（西海）三县。
龙朔三年（663年）十月以后，金山都护府创立，金山都护府是朝廷任命的唐军正式建置，与安西都护府有了密切的行政关系，天山北麓的防务因此大为加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随着突骑施、吐蕃、东突厥威胁的加剧及重新出现，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改庭州为北庭都护府，无论军政均进行了大幅度升级，主要负责天山以北地区的防卫，由此与安西都护府一起，成为唐朝维护西域繁荣安稳、丝绸之路畅通的中流砥柱。
北庭佛寺的历史主要根据王延德和丘处机的相关见闻，还有1907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在北庭西北隅遗址发掘出刻有“龙兴寺”的碑刻残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9年至1980年对西大寺的发掘。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白勋率领的北宋使团出访高昌回鹘王国，记载其地佛教很隆盛。“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从吐鲁番翻越天山到达北庭后，憩高台寺，“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受成吉思汗征召，途经鳖思马大城（即北庭故城），受到回鹘王的盛大招待，留下的与会记载是“僧、道、儒”俱全，“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和以前的考古发现，北庭城内及周围先后有应运太宁寺（贞观十四年建，公元640年）、龙兴寺、高台寺和西寺等佛寺。北庭故城新发现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证明北庭城核心区还曾经有一座“悲田寺”，这是北庭考古的一个重要新进展，考虑到悲田寺设置的历史背景，北庭的这个悲田寺有可能是设置在原有佛寺之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设置在庭州之初，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太宁寺。当然，应运太宁寺也有可能在庭州城的其他位置，迄今尚未发现。这样两种推测都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得证实。
北庭故城新发现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可能和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悲田养病坊并在全国推广有关系。这说明，即使在西北边疆，这一政策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命名为“悲田寺”。把“悲田寺”安置在北庭最重要的子城内部，充分体现了武周和大唐在国力强大时，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边疆，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这既反映了佛教福田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充实与影响，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追求小康社会与天下大同理想的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