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次日凌晨，张辽带着八百死士杀进孙权初到而不整的阵中，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十分佩服。
2、固守城不隳。
东吴大军云集，立即展开了攻城作战。但由于魏军初战告捷，军心大振，而吴军锐气顿失，此消彼长，再加上合肥防御工事在前扬州刺史刘馥的积极筹建下，非常完善坚固。东吴几万大军连续围攻十余日，战役状况和惨烈程度估计可与郝昭守陈仓相媲美，孙权久攻不下，军中又疾疫流行，只得望城兴叹，撤军引退。
3、血贱逍遥津。
吴军依令皆引兵就路，大众既去，唯留孙权与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等人率车下虎士千馀人，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从高觇望知之，立即与李典、乐进率步骑突袭过去，孙权见势不妙，“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
形势紧急，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扞卫，甘宁引弓射敌，诸将一起浴血奋战，发现部卒斗志低靡，“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吴军士气为之一振。激战中，陈武奋命战死，宋谦、徐盛皆被创披走，潘璋时“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凌统扶扞孙权出，权乘骏马上津桥，敌已毁桥，津南已见彻，丈余无板，亲近监谷利时在权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着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策马驰驱而去。
贺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随后中兵拒击，得徐盛被创所失之矛。凌统亦返身再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被甲潜行”，其余诸将也皆陆续返回。
4、恨未斩敌酋。
《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卒答曰：“是孙会稽”。张辽后与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战后，张辽等诸军追击，“几复获权”，曹操得知，颇为张辽之勇猛精神所动，遂拜辽为征东将军，后多留诸军，使之专任东部战区；乐进增邑五百，并以进数有战功，分出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迁右将军；李典增邑百户。
而孙吴方面，蒋钦力战有功，迁汤寇将军；凌统、潘璋拜偏将军，“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遂倍给本兵；陈武临战阵亡，“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以其爱妾殉葬（残念啊），复客二百家。
四、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
1、张辽能以区区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吴军，其在战前的准备谋划，战中的审时度势，执行的坚决彻底，都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至，可谓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此次战役，曹军胜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料敌机先。曹操二次兵临合肥，虽仍劳而无功，但有了详细查看地形的机会，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的必然态势，故能根据守城各将的关系和特点，预为布置。对其教令，《通鉴》胡注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而孙盛评曰：“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灵活善战。张辽不仅对曹操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够融会贯通、大胆用兵，在执行中还能够灵活机变、拼死力战。其充分理解士气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而应攻守兼杂，使敌来的不畅、攻得不顺、退的不便，真正体现了防守战术的精髓，连曹操也是“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
其三是战备完善。早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也早有所准备，故孙权屡攻不下。
2、赤壁战后，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势最好，但也败得最惨。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此次战败，主要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骄忽轻敌。孙权自恃人马众多，而合肥守兵寡少，来时不备，去时无防，连续遭到两次袭击。先挨当头一棒，挫了锐气，再遭衔尾一击，差点蹉跎，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战。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且势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围合肥，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张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孙权虽纳纮言而止，但没予以重视。故贺齐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原以此为终身诫”。血淋淋的教训，总是易于接受，“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血贱逍遥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吕蒙传》“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