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西方的礼仪我们都知道，还是存在者很大的差距的，这其实是与当时的中西方的文化有关，因为中国最开始是一个封建国家，中国的的人们群众还是有着很大的腐朽和落后的原因在里面的，自古中西方的礼仪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这一定的争端和争议，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些争议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吧!
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 道光卷》。
伴随中国在政治上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清廷再也不能维持那怕是表面的,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国门面,于1890年颁谕表示,今后凡有外国公使就任或离任,清帝一律接见,勤见礼仪遵依。
1873年的外国公使向清帝五鞠躬之礼。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公使与清政府围绕中外礼仪问题又一次进行交涉商兑。这次交涉具有不同于前几次交涉的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各国公使反客为主,完全居于发号施令的主导地位,全然无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以往几次中外礼仪之争,基本上是清廷以主位的身份提出清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具体时间、地点、方式和礼仪细节,多少带有以上驭下的色彩(姑不论其当否)。
各国使臣虽可表示不同意见,甚至予以抵拒或部分变更,但基本上处于客卿地位,基本上是在清廷划定的礼仪范围内的争辩。日本大使副岛种臣虽颇为凶横,然除以摒当归国相胁迫之外,别无它伎。这次礼仪之争,则由各国公使对渴见清帝的地点、方式,礼仪各节,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清政府则处于屈辱的服从接受的地位,只能在各国公使划定的范围内与之磋商,探询可否稍作变通。1901年4月19日,
列强领衔公使葛络干代表列强照会清政府议和大臣,提出“诸国会同觑见皇帝必在太和殿,其一国使臣单行人觑者,必在乾清宫;使臣呈递勃书或国书,必派御舆暨应有之侍卫前往使馆,并参随各员同迁,数见礼成后,一体送回;使臣资奉国书,必由各中门行走,皇帝必亲手接收国书;诸国使臣至宫殿阶前降舆;倘设宴款待(各国公使),必在乾清宫皇帝必躬亲人座。
其次,列强公使“乘联军大胜后,“一有挟而求”所提条件极为苛酷,极富强迫性。例如,列强公使提出的公使呈递勒书或国书,必乘御用黄色轿,公使渴见清帝在乾清宫阶前降舆升舆等,使清廷感到万分难堪。按中国体制,只有至尊无上的皇帝一人可以乘坐黄色轿,清廷认为,各国公使乘坐御用黄轿,“与中国体制太不相符”,“未免骇人听闻”。各国公使乘坐中国王公所用绿呢大轿“足以昭隆重”。中国王公大臣人宫,皆于宫门外下轿,
推有经皇帝特赏紫禁城内乘肩舆者,方可乘椅轿至景运门。因此清廷认为,各国公使仿中国王公大臣特赏紫禁城内乘坐肩舆之例,乘椅轿至景运门外下轿“较为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