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都把唐朝作为封建时期最自由、最开放的一个朝代，不过唐朝和宋朝相比，可能宋朝的百姓会更幸福一些。虽然宋朝的军事没办法和唐朝相比，但宋朝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公平二字，真正给了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机会。唐朝虽然也有科举，但算不上公平，还是可以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把自己人给送上去。到了宋朝，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科举都成了匿名，只看内容不看人名，后来为了防止靠笔记辨认，还专门安排官员将考生的答卷重新抄写一遍。所以光是这点宋朝就要比唐朝公平多了。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而代之;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代之;庄园经济瓦解了，租佃制取而代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这也符合英国历史学家梅因的观察：“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在宋代之前，庄园制下的农民具有农奴性质，是依附于门阀世族的部曲，没有独立户籍，世世代代都为主家的奴仆，替主家耕种。唐律便一再强调“部曲谓私家所有”、“部曲奴婢身系于主”。主家可以自由买卖部曲，就像跟买卖牛马一样。在法律上，部曲也属于“贱口”，不具备自由民的地位，部曲若跟良民斗殴，则部曲罪加一等。法律甚至规定良民之女不得嫁与部曲，若嫁之，则本是良民的妻子随丈夫沦为贱口。
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与庄园经济的解体，从前的部曲均被放免为自由民，一部分部曲可能获得了土地，一部分则成为地主的佃户。自由经济的租佃制开始全面代替了庄园经济的部曲制。
在租佃制下，佃户佃户毫无疑问已不同于部曲。首先，佃户属于自由民，具有跟其他编户齐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再是隋唐时代的所谓贱口——宋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贱口了。其次，佃户与地主之间，也只是构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而不存在人身上的的依附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宋朝的法律禁止地主在人身上束缚佃客，宋仁宗天圣年间的一条诏令说，“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果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意思是说，佃户在每年收割完毕之后，均可自由退佃，不须经过田主同意，如果田主阻挠退佃，佃户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为避免地主与佃户双方发生利益纠纷，宋政府要求租佃关系的确立需要订立契约：“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官司。” 租佃契约通常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租佃期、田租率等等。宋代的田租率通常为50%，这当然不是政府强制规定的结果，而是租佃双方在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均衡价格。
除了契约上约定的义务，佃户有权拒绝地主的其他要求。在发生天灾、战乱的情况下，如果地主不对佃客进行存恤，法律还允许佃户违约，“徒乡易主，以就口食”，即使地主以违约为由将佃客告上法庭，州县也不给予受理。
许多富户、地主为了挽留佃客，“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因为“一失抚存，(佃客)明年必去而之他” 。南宋士大夫袁采即告诫家人要体恤佃客：“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赒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
并不是说宋朝的地主都特别有同情心，这其实乃是租佃制的内在逻辑使然，苏轼说得很清楚：“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农，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贷借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必倍于今故也。” 这也正好说明了，基于自由契约的制度，无疑更容易激发出人性中的善。
宋太宗时，京师有一名市民击登闻鼓，起诉其家奴丢失了他家的一头猪，要求家奴赔偿损失。太宗下诏，“赐千钱偿其值”。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则趣闻，却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意味着从魏晋到隋唐的奴婢制已经瓦解，主家与奴婢从此都是法律上的主体，双方如果有了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主家可起诉奴婢，奴婢也有权利起诉主家。
而宋代之前的奴婢，形同奴隶，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依照法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意思是说，奴婢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跟牛马猪羊没什么区别。主家可以自由买卖奴婢，只要主家不放良，奴婢便终生为奴。入宋以后，奴婢的涵义已完全不同于隋唐奴婢——不再属于贱户，而是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种差别，宋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臣窃以古称良贱，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
宋代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跟租佃关系一样，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自今人家佣凭赁，当明设要契” 。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年满不愿留者，纵之” 。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虽然宋人的习惯用语还在说“奴婢”，但法律上已将受这些受雇于人的佣人、劳力称为“女使”、“人力”。
宋朝的法律也禁止人口交易——虽然现实中人口黑市一直存在。说到这里，我想介绍一个细节。淳化二年(991)，陕西一带发生饥荒，“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当时陕西沿边邻境的戎人部落还保留着奴隶制，陕西的贫民便将男女小童卖给戎人为奴)。宋廷知悉后，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 即派遣使者带着官钱，向戎人赎回被略卖的小童，送还他们的父母。
宋代之前，还存在着一部分人身隶属于政府的“官奴隶”，如工户、杂户，他们都不是国家的自由民，而是为国家服劳役的贱民。入宋之后，政府很少籍没犯罪的家属为奴，到南宋时，没官为奴的野蛮做法基本上已经废除，于是从前的“官奴隶”慢慢便消失了。工匠也告别了贱民身份，宋政府或官营手工业对工匠的使用，也普遍采取雇募的方式。雇募分“差雇”与“和雇”，“差雇”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并非无偿征用，而是由政府支付雇值，因为薪水高于市场价，“人皆乐赴其役” ;“和雇”则基于官府与工匠的自由契约，双方自愿结成劳动关系，工匠提供劳力，政府支付雇值。
因为雇佣制的普遍应用，宋朝的城市中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在四川，“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 。在东京，每天早晨，“桥市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而随着人力市场的深化发展，宋朝又产生了专为雇主与佣工提供牵线服务的中介，“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 。
这便是发生在宋朝的“从人身到契约”的另一个表现——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换的雇佣制，取代了从前的基于人身依附的奴婢制。可惜到元朝时，又出现了所谓的“投下户”、“驱口制”与“匠籍制”：蒙元皇帝将大批人口分封给草原贵族，作为他们的私属人口，称为“投下户”、“怯怜口”;草原贵族还掠夺了大量良民当成“驱口”，“驱口”便是失去人身自由、供人驱役的奴隶;官府又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驱使他们为官府和官营手工业无偿服役。于是奴役制又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