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想要外出旅游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有飞机和动车这些交通工具,帮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不过想想古代人如果打算出门旅行那该怎么办的?条件好的人家可能就租一顶轿子让人抬着,不过古代的时候用什么装行李呢?当时肯定没我们现在这样的行李箱,而且古人的衣服非常繁重,里三层外三层的,要携带起来非常的不方便,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古人的行李箱是什么样吧。
今天,人们外出旅行时都会用到拉杆箱。这种轻便行李箱分软面与硬面两种,软面箱是一圈箱壁采用硬质材料,但顶面为尼龙等软质材料,有些款型甚至底面也是如此,如此不仅箱体轻,而且方便安放物品。被我们遗忘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外出游赏山林时,也会用到类似形式的轻型软箱,当然没有拉杆装置,只能挑在扁担的一头。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卷八在「游具」一节,就介绍了这样一种「衣匣」:
以皮护杉木为之,高五六寸。盖、底不用板幔,惟布里皮面,软而可举。长阔如毡包式,少长一二寸。携于春时,内装绵夹便服以备风寒骤变;夏月装以夹衣;秋与春同冬则绵服、暖帽、围项等件。匣中更带搔背、竹钯并铁如意以便取用。
重屏会棋图中的带座箱
书中所谈,为士大夫出游时特备的盛衣箱。其形态乃是用杉木薄板围成匣体的四壁,然后外面蒙皮。这种「软箱」既耐磨损,又轻巧、易搬运,而且有伸缩度的顶与底增加了置放行李的空间,用于旅行时专门盛装衣物,确实是一项很成熟的设计。
顺着《遵生八笺》「衣匣」提供的线索,再去观察著名的《重屏会棋图》,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这幅画作的右侧,长榻深处,安放有一只带座箱,式样颇为奇特。这只箱明显在顶面与四面之间有一道边棱,并且,这一围边棱在四角的部位还有花形贴片,显然为防磨损的皮或金属包角。最重要的是,箱正面的正中部位装有上下对合的花式饰件,应当是金属面叶,说明这一物件分为顶盖与箱体两部分。由此可以推测其形式,乃是于背面钉装合页,让箱盖灵活启闭。正面当中,金属面叶一半装在箱盖,一半装在箱体,二者之间可以加挂栓销或锁具。因此,这是一个颇为标准的带盖行李箱,样式、结构与现代箱具已经没有太大区别。
(传)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非常醒目的是,它的顶面浑圆,仿佛一具柔软的包裹的形状,这就显示其箱壳并未采用木料这样的硬质材料,而是某种软材,如皮革、织物。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软面旅行箱,早在《重屏会棋图》面世的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古人生活中发挥作用了!《重屏会棋图》中的软箱放在栏座之内,是为了外出途中携带。需要搬运软箱时,就把长索固定在栏座四角,连箱带座一起稳稳挂在担头。这一方式的好处是,箱内所盛衣服物品不会直接经受绳索的捆绑,也就避免了捆绑可能引出的受损。
宋代楠木经箱上的面叶及锁具苏州虎丘云岩寺原藏苏州博物馆藏
被袋之流行于上层社会,是与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相关,官员们担心随时都可能遭受流放之灾,于是出门时永远携带着足够四季所需的衣服与器具。最初是用皮革制成的腰囊,但后来需要盛装的东西太多,就改成了本来用于长途旅行的「被袋」。所谓腰囊,推测即是腰形软囊,在唐代艺术中,常驮于骆驼背之上,因此也同样适合「置于殿乘」——被放置在主人坐骑之后的随从马匹的鞍背之上。照这一描述来看,代替腰囊的被袋也必然是软式包裹,可以驮在马背。
唐代金函上的面叶以及锁具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腰囊、被袋的流行,显然与唐代上层社会承自北朝的彪悍作风有关——男性成员既不像前代那样乘车,也不像后世那样坐轿,而是骑马出入。这样,如果随行要带很多器用物什,最好的办法就是仿效沙漠胡商的驼队的形式,由马或驴背驮一个甚至多个大软袋,跟随在自己的坐骑之后。
(传)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中可见置于榻上的硬箱
到了五代时,官员每次进入宫禁,不仅率领成批陪从骑马直入禁门,而且还有专门驮「被袋」的马匹一起行进在队列里。卢损上书中希望抑制这种无礼而混乱的情况,但是,对策居然是:仅允许「将被袋马」一起随着大员进入光政门内,随从们则必须在门外下马。也就是说,在当时,「贵人」们不论到哪里都会有驮着被袋的「将被袋马」跟随在坐骑之后,甚至上朝时也是如此。这一奇怪的风气俨然「成俗」,成了不可破的规矩,所以意图「叙礼乐,道尊卑」的卢损也在此事上让步,没有将之视为积弊而加以革除的打算。
宋佚名春游晚归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会有一只镣(或写作“燎”)炉(位于画面左下角人物所挑担内)——即以挂链挑在担上的移动式小炉,炉座做成四方式,与《重屏会棋图》中的软箱架样式接近。
总而言之,被袋原本是一种软质的包裹袋,从晚唐至五代,上层社会习惯用它承装满足奢侈享受的物品,离家外出时携带。值得注意的是,《资暇录》特别提到:「大中以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也。」按这一说法,早在晚唐时,就出现了「结丝」制成的被袋,所谓结丝,乃是指用藤丝、竹丝甚至金属丝编结的工艺。被袋一旦改为藤编、竹编、金属丝编,就换为了硬质的囊壳,如此以编结工艺做成的被袋为吴越特产,由于工艺精美,乃成为上层社会之间互相馈赠的佳品,甚至变成了某种仪仗式的陈列物,失去了实用性。可见,被袋确实发生了向硬壳式箱的转化。
(传)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重屏会棋图》的整体画风以及服饰、器物细节都显示,其原本乃是五代时期作品。因此,很可能,在这幅作品产生之时,画中的软箱就是被呼为「被袋」,也就是说,这里恰恰出现了一只晚唐、五代备受精英阶层重用的被袋。甚至可以推测,《资暇录》所言「结丝为之」,并非是指用硬丝编结成整个箱体,相反,是仅仅以藤、竹、金属丝编成一圈硬质箱壁,顶与底仍采用皮与布的软料。如果《重屏会棋图》原本的创作年代确实能够定为五代,那么,开合式、加有金属包角、合页与面叶的软箱的出现时代也就至晚可以定为十世纪,同样,以带围栏矮座作为箱匣底座,以之挑上扁担的做法,也就早于宋代,提前到晚唐、五代之时。
还应考虑到的是,无论被袋,还是沈括所谈的衣箧,高濂推荐的衣匣,都是士大夫出游时的专备用器。《重屏会棋图》中出现一只软箱,绝不是作者无心之笔,而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安排。在同一榻上,还有一只「照袋」——也可以称为诗筒——同样是五代时士大夫们外出游赏山林时必备的用器,近似沈括的「游山具」的「书箱」。也就是说,《重屏会棋图》特意在图画的一侧表现了两种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经典「游山具」。通过这两个细节,作者应该意在表示此处是一个士大夫雅集的场合,并且是处于野外的露天场合。
因此,《重屏会棋图》应该与皇家生活的场面无关。文献中,被袋、衣匣一直为官员、士大夫文人喜用,但并非帝王的仪式或排场的组件。从这个细节以及照袋的出现来看,这一画作似乎并非涉及传说中的李璟兄弟的生活掠影,而是在呈现士大夫的逸兴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