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的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北约成立的宗旨。第一句话是“keep the Germans down”(摁住德国人),就是说要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第二句话是“keep the Russians out”(挡住苏联人),就是说把苏联挤出欧洲;第三句话是“keep the Americans in”(留住美国人)。这三句话,目前为止仍然起作用,只不过苏联已经解体,但是针对俄罗斯的意图依然如旧。变化了的情形是针对德国的。德国统一之后,并未复活北约成立时所担心的军国主义,反而通过引进欧元,成为“欧洲的德国”。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北约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必须结合新的时代变迁和北约的转型,做与时俱进的研究。

研究北约 了解美国

北约宣称,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一支稳定力量、和平力量。与此同时,北约宪章又指出,北约是捍卫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今天,北约拥有28个成员国,就连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与价值纽带的本色未变。对北约的内外认识存在巨大反差,这也使得北约研究充满挑战。

通常人们认为,北约是美国军事霸权的工具,甚至一些北约成员国,如希腊,也有大量的人持这种观点。美国与北约的关系,的确是必须回答好的基本问题。

北约与美国霸权当然不能画等号,显著的差别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而北约不然。“全球北约”(Global NATO),只是北约为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而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北约要成为“世界警察”,可以说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要做“世界警察”,不会容忍第二个“世界警察”的存在,尽管北约是美国人发起成立的。正如联合国也是由美国发起成立,而美国常常绕过联合国行事一样。在亚太地区,美国有其双边联盟体系,更反对北约插手。所谓“亚洲版北约”并非北约的想法,而是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呼应或揣摩美国的想法。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北约对美国霸权除了帮凶作用以外,也有掣肘的一面。这样,对北约进行研究,是探究美欧关系的重要渠道。

美国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利用北约达到霸权目标的?北约有三个总部:政治总部在布鲁塞尔,军事总部在比法边境的蒙斯,转型司令部在美国诺福克。形象地说,北约的大脑在诺福克,肌肉在蒙斯,而嘴巴在布鲁塞尔。因此,美国对北约最大的影响是战略观念的打造。

同时,美国也是北约军事装备、技术和系统的主要提供者。欧洲的军工体系对美国依赖较大,惠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欧洲的业务不逊于在美国本土。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就不只是体现在战略意志等软的层面,军工体系、军事技术等硬的层面更是如此。这是欧盟迟迟不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国驻北约大使以及一直由美国将军担任的北约军事最高指挥官,是美国影响北约的人的因素。当然,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一直是北约最大的出资方。

即便如此,美国希望北约做的事情不见得能做成,而美国不想要北约做的事情则北约绝对做不到。换言之,美国是北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北约宪章规定,必须在联合国授权下展开军事行动以及北约的一致表决通过原则,这些软约束,也是美国发挥其超级大国影响力的途径。所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才采取单边行动,在海湾战争才搞“志愿者联盟”。

除了美国之外,北约与欧盟的关系,也是中国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1个是北约成员国(算上2013年7月要入盟的克罗地亚,将有22个成员国重叠)。为何欧盟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却又支持在普通人看来作为军事霸权和美国打手的北约呢?欧盟防务一体化建设,绕不过北约的坎儿。在欧洲大陆,欧盟如何与北约长期共存?这是中国学界要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约的研究

北约研究 可深化中国对国际安全的认识

对中国而言,开展北约研究,具有三方面的必要性。

一是作为国际组织研究的必要。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军事组织,北约度过了冷战结束、华约解体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要么走出去要么无足轻重”(out of area either out of business)的尴尬,成功实现转型,成为军事、政治两条腿走路的国际安全组织。这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十分有借鉴意义。

二是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必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近年发展很快,但国际安全学科相对滞后。对国际问题从安全视角做超越中国、超越双边关系的科学和前瞻性研究,十分有必要。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日益凸显,国际安全研究的知识、观念储备显得十分紧迫。为此,提供解剖麻雀——北约,推动中国的国际安全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中国外交的必要。中国与北约没有外交关系,然而北约近年来对发展对华关系十分积极,原因是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重要力量。北约开展对华关系的目标是将中国纳入全球伙伴关系,为此北约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目前,双方已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等领域逐步开展对话。未来中国与北约关系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北约在变化,这是北约研究的重要前提。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便是为北约转型打造的核心概念,可惜由于欧洲成员国的反对,以及美国国务院对国防部的制约,导致为北约“战略新概念”打造的理念,未能出现在里斯本峰会确立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然而其精神贯穿始终,对中国深化关于国际安全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开展北约研究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了解世界,译介为第一要务。北约研究,可以从翻译、编译国外最新北约研究成果以及北约出版物开始。

更重要的是,需要开展对北约的独立研究,了解北约的决策机制,了解它作为一种国际组织的生命力和属性。为此,开展与北约的对话,直接了解北约,批判式掌握第一手材料十分重要。

此外,提供北约的横向解剖,对网络、太空、海洋等全球公域问题开展前沿式个案研究,提升中国在国际安全学科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水平,也是加强北约研究的重要副产品。

北约研究在中国还不够专业和系统,尽管涉及北约的研究很多,但对北约本身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太多的空白。基于这些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日前组织编写了中国—北约研究丛书,以此呼吁国内开展对北约的专业、精细研究,深化我们对美国、欧洲及美欧关系、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等专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义桅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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