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蒙古戈壁沙漠中，生存着一种非常恐怖的生物——蒙古死亡蠕虫（Olgo?-Khorkho?）。这种生物大概1米到1米5左右大小，体表呈鲜红色，远远地看起来像是一截猪大肠，分不出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不过当你想凑近了看看这个奇怪的生物的时候，他会突然攻击你，向你喷毒、射电甚至在你身边引发爆炸，射程长达5米，即便你只是从它附近路过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它也会立刻杀死你，因为这就是它获取食物的方式，在杀死猎物后，它会用剧毒的酸性体液溶解掉尸体，然后吸允被溶解掉的液体。之所以没有分得清楚头尾，就是因为凡是看见它的人都死了，所以它的存在至今也就成为了蒙古人的传说，没有人想要碰到它。
好在，这种虫子只有在夏季才会出现，而且因为蒙古这个地方地广人稀，所以受害者数量并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牲畜被其杀死后猎食。让当地人最为头疼的就是：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因为看到它都留不下活口，所以也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它的存在，甚至无从通过幸存者的描述或者状态来判断这个生物的确切习性，更谈不上抓到它了。
这个生物在蒙古可是家喻户晓，如果你去问草原上的居民，每个家庭都会给你讲出一堆关于这种蠕虫的传说，其风靡程度酒店类似你找一个八零后北京人问问：你打没打过大张伟？他一定会有鼻子有眼的跟你好好的讲讲当时是怎么打的一样；放到西方世界，点类似“球状闪电”的故事，每个人都能给你讲上两句关于“球状闪电”杀人的传说，但无论这些故事如何生动，如何详实，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个见过球状闪电或者打过大张伟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亲历者。
是的，蒙古死亡蠕虫和大张伟大概属于同一种生物，每个人都认识一个蒙古死亡蠕虫的受害者，但那个受害者永远也不会直接出现。
所以还是老规矩，咱们从头来考证一下，这个蒙古死亡蠕虫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关于蒙古死亡蠕虫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出现在1922年《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上的，《亚洲杂志》是一本创刊于1898年、停刊于1946年的出版物，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处在比较蒙昧的农业阶段，对于当时普通的西方人来说，亲自到亚洲去看一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船动辄就要几个月，也没有飞机和火车，所以了解亚洲的风土人情，就只能靠着这类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了。
因为亚洲在文化市场上很有分量，自然也就出现了很多专门考察亚洲地区的学者和作家，他们会在本国拉上一笔赞助，然后跑到亚洲或者远东，针对大众特别关心的话题进行考察，再将考察的成功放到各类杂志和报刊上去赚稿费。
因为蒙古死亡蠕虫的传说太有名，自然也吸引了动物学家前去揭开这种传说中生物的神秘面纱，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当时知名的动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了。
说他的全名你可能不认识，但如果说起他的中文名安得思你可能立刻就会拍大腿了，对，就是你小时候《自然》课本里面那位第一个发现恐龙蛋化石的安得思先生。
安得思从小就喜欢在野外找化石和收集动物标本，因为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伯洛伊特（Beloit），这地方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田野和野湖，是他培养自己兴趣爱好的好地方，所以他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才，每个周末都带着猎枪出门打小动物做标本去，枪法非常好，据说百发百中，这个爱好最后也帮了他，当他后来考上了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却交不起学费的时候，招生办老师给他出了个主意：你不是有好多动物标本么？你卖了不就有学费了么！
于是安得思恍然大悟，跑到伯洛伊特跳蚤市场摆摊，因为他做标本的水平确实高，所以很快就卖掉了自己所有的标本，顺利凑足了学费，而在伯洛伊特学院优异的学习成绩，也让他顺利的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毕业后进入了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美剧《六人行》（Friends）里罗斯·盖勒（Ross Geller）的工作单位，而且罗斯工作的部门就是古生物部，恰好就是安得思生前创建的部门。
不过当时安得思进入博物馆的时候，该博物馆可还没有这么个部门，当时的古生物学科还没有蓬勃发展，所以当时他的第一份职务是在动物标本部门打杂。但是金子总会闪光的，部门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做标本的高超手艺，于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他就成为了一名标本制作师，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博得了领导的喜爱，又推荐他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哺乳动物学，很快，他就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知名学府，自然毕了业的校友功成身就的就特别多，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就又想尽自己的力来回馈母校。所以越是这种名校，各种校内的组织就越多，因为他们都有校外赞助人，有经费，就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和研究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上学要上好学校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搞了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科考组织叫做探险俱乐部（The Explorers Club），里面汇集了很多知名的学者，而且不光是美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动物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各种学家，除了日常做交流之外，这个俱乐部还是一个融资平台，专门帮助各种出资人去完成科考目标，所以这里长期汇集着当时美国企业界——主要是石油行业的大佬们。
?探险俱乐部于1905年成立，而安得思1908年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他刚刚加入，就赶上了一次出门探险，这个探险是去东印度群岛，美国政府出钱，属于综合科考，而他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随行动物学家，任务就是搞一些海洋哺乳动物的标本回来，这次科考任务完成的非常成功，而在他回到美国后的第三年，他就又获得了一次代表博物馆去北极科考的机会，而这次的任务更重——帮助博物馆搞一头弓头鲸（bowhead whale）的标本回来。
想想也知道当时的科考团队也不太有能力能够捕到弓头鲸，所以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过他还是为博物馆拍摄了很多珍贵的野生动物镜头，也算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科考吧。
在东印度群岛的科考使得安得思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发现这个地方的化石年份要比欧洲的更加久远，所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中国大陆上是否会存在更加古老的动物呢？
1916年，他和他的妻子在探险俱乐部发起了一次探险活动，得到了当时很多企业和名人的响应，最重要的是，他的博物馆非常支持他，因为当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内亚洲的标本和藏品实在太少，所以他们出钱出力出人，帮助安得思促成了一次针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科考项目。
这只亚洲动物探险队（ Asiatic Zoological Expedition）从缅甸进入中国，先对云南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然后继续向东北进发，穿越整个中国，历时三年，沿途中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地质年代的鉴定上，安得思发现这里相比欧洲有着更久远的古生物活动痕迹，这也坚定了他的看法。
在回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察计划——考察中国全境，而此时的他不论是在探险俱乐部中还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都已经是一位老资格的学者了，在历次探险中的成绩也足以让他的探险计划顺利得到资金支持，于是在同年，他成立了一个豪华考察团——中亚细亚考察团（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开始了针对科学考察，而这个团竟然断断续续的在中国活动了10年之久，一直到1930年才最终结束项目，当最后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带回的是改变整个股生物界的大发现——除了大量的恐龙骨骼化石、古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有一窝保存完好的恐龙蛋化石，而大量的化石证据正好侧面支持了当时人类学界最流行的一个学说——“走出亚洲理论”（Out of Asia theory）。
今天科学界的主流都已经承认现代智人是起源于非洲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理论，这个理论最早是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出的假说，但当时达尔文没有找到支撑这种假说的化石证据，所以在学界有很多的专家反驳这个说法，理由非常简单——在当时发现了大量欧亚大陆上古生物的化石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这篇大陆的古生物活动年代要更为久远，而安得思就是“走出亚洲”的支持者之一，所以他努力的在中亚细亚地区寻找古人类的化石证据，而且这种寻找也卓有成效，因为这一派的动物学家在欧亚大陆上找到了森林古猿（Dryopithecus）和西瓦古猿（Sivapithecus）的化石，而这两种古猿是当时人类能处在当时鉴定手段下的最早时间——中新世，距今约1400万年前，而当时人类的摇篮则被认为是中国的西南地区。
那时候想要证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只能靠着古生物学家到处挖坑才行，不过很快，一种革命性的检验方法就出现了——基因学。
在对话时证据进行了基因测序之后，基因学家们发现欧亚大陆上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并不是智人的祖先，和我们的基因差异非常的大，而智人的最早源头确实如达尔文所假设，是在距今40到20万年前的东非，这些晚期智人通过北非进入欧亚大陆，在距今约8万年前进入了中国，而欧亚大陆上当时的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则并非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祖先，他们在后来的某个时间点神秘的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中消失了。
面对基因技术带来的铁证，“走出亚洲”理论学派迅速没落，而这个学派最后的堡垒就是中国的人类学界，至今还有学者否认东非起源说，但随着我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贾兰坡教授的逝世，现在仍然在坚持这个说法的学者也寥寥可数了。
安得思在中国考察的10年，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找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证据来直接验证“走出亚洲”理论，但很可惜的是，恐龙找到了一大堆，古猿骨骼也找到了不少，就是没有找到现代人类的化石，他对这个结果非常的失望，不过他仍然没有灰心，在结束了科考之后他出版的科考结果——《古人类的足迹》（On the Trail of the Ancient Man）这本书中，他仍然坚定的认为人类就是起源于中国的，而在中国发现的古生物化石证据则是支持这一理论的侧面证据，而且他也甘愿穷尽自己一生来证明这个理论。
有些可悲，但非常可敬，科学的进步就是这样，在新技术手段出现之前，一辈辈的科学家就是靠着自己执着的信念、大胆的猜想在推动着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显然安得思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作为后世的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位优秀的学者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无能为力，但他仍然是人类科学界的崇高先驱之一。
1934年，安得思成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之后他担任这个职位12年，一直到1942年退休，退休后的他安心的去了加州，在家中继续写自己的学术论文，直到1960年3月11日因为心脏病去世。
后来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创造印第安纳琼斯这个角色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参照原型就是安得思，卢卡斯认为他是一名著名的探险家、恐龙猎人、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杰出代表、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和蒙古山贼周璇的勇士等等，再加上其他的知名探险家的一些元素，印第安纳琼斯就诞生了。
等等，蒙古山贼是怎么回事？
是的，咱们终于要让安得思回到今天的话题上了——他去过蒙古，而且没有什么其他的科考目的，就是冲着传说中的蠕虫去的。
安得思在第一次到中国考察的末尾时专门跑去了蒙古，而这一次去蒙古是因为他听说了那种传说中的死亡蠕虫。他是一名动物学家，本来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无论从生态上和该生物的生理特征上来看，这都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但大量的传闻也让他蒙了圈，所以经过了科考队的激烈讨论，在大部分人都反对的前提下，他还是决定前去蒙古看一下这种生物，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种神奇的蠕虫，并且能够带一个标本回去，那么将是整个动物学界的巨大收获。
当时的安得思还是不是个搞科研的老手，对于这种传说中的生物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相信的。
1919年夏天，他们一行人到了当时的蒙古首府库仑，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而让他们非常吃惊的是，蒙古当局给予这个科考队极高的接待规格，在库仑欢迎他们的除了蒙古政府内阁全体成员之外，领头的竟然是当时的蒙古总理索德诺姆·达木丁巴扎尔（Sodnomyn Damdinbazar）。
达木丁巴扎尔是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牧民，坚定的蒙独分子，从1911年开始就活跃在各类外蒙古独立运动中，当时和很多知名的活动人士都非常熟络，这个人最大的功绩也非常蒙古，那就是1912年，外蒙古独立势力的领导人丹毕坚赞领导部队进攻当时大清控制的科不多城战役中，自告奋勇带领了好几位喇嘛冲到了城外的一座山上，开始……念经，因为经念的特别好，在科不多城坚守数月，在国内辛亥革命乱成一锅粥，实在没有援兵驰援的情况下，清军撤退了，于是他被授予了一个“撒嘛谛诺门罕”（Samadi Nomun Khan）的称号，这个诺门罕的意思就是信徒首领的意思，相当于活佛待遇，讽刺的是，诺门罕是清政府册封藏蒙地区有功人士的称号，现在达木丁巴扎尔念经念跑了清军，最后竟然也获得了一个诺门罕的称号。
后来发生的满蒙（其实是日苏）诺门罕战役的诺门罕，名字也是这个意思。
达木丁巴扎尔在成名了之后，仕途一路顺风顺水，最后官至内阁总理。他曾经多次去北平参与外蒙古的独立谈判，但北平政府的态度一直都非常坚定——自治可以，独立想都别想。
内部谈判无果，外蒙古开始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大国就是美国。
1919年，达木丁巴扎尔随团到达北京，在和北平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之后，他们顺便去拜访了美国驻中国的领事，并且交给了领事一封博客多汗（Boɡda haɡan）的亲笔信，这位博客多汗是当时蒙独分子推出来的一位领导人，他上台的时候全世界仅有西藏承认他，连沙俄都不承认，等到了苏联取代沙俄之后的1917年，苏联为了建立战略缓冲区，才率先承认博客多汗是蒙古的合法统治者，首次公开支持外蒙古独立运动。
这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夸一夸美国，听说这个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尊重人民自己的选择，所以希望美国也能尊重一下蒙古人民的选择，支持蒙古独立，并邀请美国政府来库仑建立大使馆，和蒙古开展大使级外交新局面。
美国领事在看完了博客多汗的亲笔信之后没有表态，因为他没法表态，美国尊重人民的选择是不假，但美国之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你算啥啊……。
要说当时的美国对北洋政府真的不错，不光在巴黎和会上拉了中国一把，还直接把蒙古的这个要求通报了北洋政府，并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中国分裂。
但美国表态没有用，因为当时美国不是今天的美国，在亚洲没啥影响力。相反，当时远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是苏联，不过当时的苏联刚刚搞完十月革命，气血两虚，国内乱七八糟，还没那个底气来硬的，所以在美国表态之后，苏联发表声明，宣布废除中国和沙俄之间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作为利益交换，再次表示支持外蒙古独立。
中国政府对于外蒙通美这件事非常的愤怒，1919年10月29日，北洋政府派皖系将领徐树铮直接占领库仑，11月2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宣布废除外蒙自治，并在库仑设立行政机构，由徐树铮直接在外蒙古住房，并且派兵火速收回1911年蒙古闹独立时被俄国趁乱侵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算是我国近代史上稀有的、最出气的一个外交片段之一了。
而安得思这个考察团到达蒙古的时间，刚好就是达木丁巴扎尔从北平回来，美国人还没有表态之前，所以这时候达木丁巴扎尔对美国人有特别的憧憬，认为他们是表示两国友好而来的，以当时蒙古的最高外交礼仪欢迎了安得思的科考团。
据安得思书中的记载，当时的达木丁巴扎尔特别高兴，招待他们吃了一顿好的，喝了一顿大的，话特别多。当听说他们是来找蒙古死亡蠕虫的，达木丁巴扎尔非常兴奋，立刻宣布科考队可以任意在蒙古境内活动，并且要求在做的官员每人都要讲一件关于死亡蠕虫的传闻，而他自己也讲了一个他已故妻子的表弟目击者个蠕虫杀人的故事。
从这些故事中，安得思得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描述：这种虫子体长1米左右，没有腿，没有头，剧毒，体表温度非常的高，高到只要触摸它的表面，就会使人燃烧，而且他的毒液呈强酸性，可以让尸体迅速溶解，每年的7月是它们出没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蒙古的雨季，他们会趁这个时间捕食骆驼，有的时候还会在骆驼的尸体内产卵，吃够的东西就回去冬眠了。它出没的地区是在蒙古最荒凉的戈壁沙漠地带，安得思这只科考队来得非常巧，因为这种虫子就刚好是在夏季才会出现。
最后，达木丁巴扎尔还嘱咐安得思说，如果可以，最好也顺手帮他抓一只回来，这对于蒙古国的科学可是大有帮助，你们美国人，大大地好！
安得思当时可能是太年轻，虽然他听到的描述让他感到非常困惑——“体表超级热什么生理构造造成的？这么热的体表是怎么在骆驼尸体里产卵的？”，不过面对极其真诚的蒙古内阁成员们，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故事，因为在他的记述中，他表示“非常的高兴”。
首先他高兴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蒙古竟然对于科研这么的热爱，而且对于外国科考队是如此的开放；其次，他认为他找到了一种从来没有任何动物学家关注研究过的新物种，这将改变人类对于生物学的认知。
酒足饭饱之后，科考队就上路了。
结果他们在蒙古走访、调查、取样、寻找了整整两个月，一根虫子毛也没找到，有意思的是，在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之后，安得思才发现那个规律：他找不到任何一个直接见过这种蠕虫的人，虽然他走访调查了数十个蒙古家庭，结果他们都说知道这种虫子的传说，但都是朋友、亲戚等其他人见到的，而且故事非常的真实，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的经过，有的人说某某朋友家丢了骆驼，有的人说某某亲戚曾经看到有蠕虫在他们家的羊圈里吃饲料，也有人说某某战友家的小孩用棍子去捅蠕虫，最后被烧死了等等，甚至还有人自告奋勇的给科考队带路，带着他们去死亡蠕虫的栖息地寻找这些虫子，不过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连虫子的哪怕一丝痕迹也没有发现过。
这时候，安得思才反应了过来，原来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听二三手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非常的相似，基本上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而已。
而这个时候，安得思也终于开始从生物学上分析这个蠕虫存在的可能了：如果按照当地人的目击记录看，这个蠕虫在蒙古戈壁上是相当常见的，常见到他们已经可以去家里偷饲料吃了，这样的种群数量已经和狼或者狐狸的数量差不多了，但如果是这样的种群数量，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即便是它们生活在地下，也一定会留下坑洞、松土、粪便等痕迹。按照蠕虫的生活习惯，体长1米到1.5米的蠕虫需要一个至少是身体2到3倍的洞穴，在7月的蒙古雨季，这么大的洞穴很容易因为地表的湿润而暴露出来，哪怕这里的降雨量非常稀少。另外，如果这种蠕虫真的存在，那么在坚硬的戈壁地表下，是不可能有柔软的外表的，它的表皮应该覆盖着坚硬的鳞甲和身体内的骨骼，而不是像目击者所描述的是一个“大肠一样的生物”，否则以这个体积，它根本就没有力量能够在戈壁表面上挖出洞来，换句话说，它至少应该像是蛇一样的脊椎动物才行，而不是被广泛传说的肉质蠕虫，这样一来，完全没有痕迹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肉会腐烂，但骨头不会，骨头的分解要经过数十年，那么为何连脊椎也完全没有发现呢？
这些还仅是从生态结构上分析，更别说对于这个蠕虫的一些夸张描述，比如说爆炸、强酸毒液、电等特性，这些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矛盾的，比如如果蠕虫体内同时含有强酸和发电机制，那么在干旱的环境下，如何保证自己不被烧到或者爆炸呢？
于是，安得思在考察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结论：
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蒙古人直接目击了蒙古死亡蠕虫，尽管我的采访量多大数十个家庭。此外，我们也按照当地人的指导去了传说中蠕虫的栖息地，并以这个栖息地为半径，在数英里的范围内开始了地毯式搜索，但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经过对当地生态环境和该生物生物特性的分析，我认为蒙古死亡蠕虫只是一个当地的传说，我希望在未来，如果能有其他比我更加优秀或者运气更好的探险家能够找到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哪怕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最后的结论还是很科学家的，话没有说满，但基本上从自己的角度否定了这种生物的存在。
至于蒙古山贼，可能只是卢卡斯一厢情愿的猜测吧。
可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也有点太无聊了，因为这些虫子是那么的真实，故事是那么的吸引人，在当地这么广为人知，怎么想也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才对啊。
不光你这么想，后来有另外一个动物学家也这么想。
捷克有一个汽车修理工叫做伊万·马克尔勒（Ivan Mackerle），他同时也是一位探险爱好者兼业余动物学家，在读完了安得思的考察报告之后觉得特别失望，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笃信这种蠕虫的存在，他在布拉格的博物馆里看到了古昆虫的标本，发现这些古昆虫比现代昆虫都要大很多，于是就相信在大约白垩纪时期地球上存在过一种巨大的蠕虫，这种蠕虫因为没有骨骼，所以没有任何化石证据留下来，也因为它们的体积太大，没有留下琥珀等证据，但它们的后代留下来了，就是蚯蚓这类蠕虫，而蚯蚓按照其体长的比例计算，他们在地下的洞穴其实是非常深的，所以他质疑当时安得思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进行地毯式搜索，挖的还不够深，如果能再继续挖下去，那么一定就能挖到这种蠕虫。
由于对这种蠕虫的痴迷，马克尔勒用了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收集一切关于蒙古死亡蠕虫的信息，还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了很多文章，投稿到自然科学杂志上，实际上，我们还得感谢这位疯狂的蠕虫迷，因为安得思虽是一位知名的动物学家，可是他对于蒙古死亡蠕虫的报告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这位马克尔勒，西方世界可能还真的就不会知道原来安得思这种学者还去考察过这种传说中的蠕虫。
但你要是觉得马克尔勒是一个严谨负责人的学者那也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完全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科幻小说去写了。1954年，有一位苏联的科幻小说家伊万·埃弗雷莫夫（Ivan Efremov）想写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科幻小说，挑来挑去觉得蒙古死亡蠕虫这个题材很不错，但对这个题材又没什么研究，于是就跟着一个苏联的古生物学考察队进入了蒙古的戈壁，然后收集了大量安得思曾经收集过的当地人的传说，整理出版了一本蒙古死亡蠕虫的故事集，名字就叫做《故事》（Stories）。
马克尔勒非常喜欢这本书，虽然里面的技术和安得思差不多，但埃弗雷莫夫写的是一本科幻小说集，比起安得思的枯燥科考报告来说，这本书更有效地激发了马克尔勒的灵感，于是他也立志要写一本关于蒙古死亡蠕虫的书，而且这本书是基于科学和科幻之间的。
可虽然读了一大堆的书，但说来说去他还是拿着二手的信息，这样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权威性，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一次蒙古，不说想安得思那样的正经科考，怎么也得和埃弗雷莫夫一样去晃悠一圈和当地人聊聊吧。
可是说来容易，钱谁出啊？
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法向今天一样搞众筹，不过他还是有个办法，那就是他在捷克的一本叫做《反射》（Reflex ）的杂志上投了个稿，《反射》算是一本科普杂志，读者都不是专业人士，但肯定都是科幻爱好者，所以他写了一篇详细介绍蒙古死亡蠕虫的文章，不过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找到同好，然后一起去考察，人多好办事，旅费一分摊就能成行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除了他之外，还有不少对蒙古死亡蠕虫有兴趣的人，他们通过杂志联系到了马克尔勒，很快，马克尔勒就组织起了一个非常小型的考察团，1990年就朝着蒙古出发了。当时他们的旅行还是很方便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与蒙古同属苏联阵营，虽然苏联已经接替了，但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好兄弟，一路上都能得到老大哥的照应，算是比较惬意。
可是当他们到达了当地之后，如何去寻找蠕虫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马克尔勒早就考虑过，他不是觉得安得思之所以没有找到就是因为挖的不够深么，所以他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继续往下挖。
可是当他实际站到戈壁上的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安得思不往下挖——因为这里的土非常坚硬，安得思当年可是有蒙古政府帮助的豪华国家级考察团，人家身上带的设备都挖不下去，他们这种公共频道里组出来的野团就更没办法了。
幸好他们团里有一个成员是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铁粉，估计很多人一看这个名字就乐了，对，就是《沙丘》（Dune）系列的作者，如果你也喜欢沙丘，那么你还记得保罗是怎么抓“造物主”——沙虫的吗？对，用炸药啊，实际上这位团员参加这次考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沙丘》中的沙虫在地球上是真实存在的，显然就是蒙古死亡蠕虫。
于是马克尔勒辗转联系到了苏联的驻军，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搞到了一些炸药，然后就在当时安得思考察的地点进行了引爆，在一声巨响过后，地上炸出了一个大坑，但他们仍然什么也没有找到，别说蠕虫的尸体，就连地下的孔洞也没有。
马克尔勒非常失望，他们一行人悻悻然的回到了捷克，其他的成员很快就会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这个时候，马克尔勒突然发现了一件他忽略的事——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就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因为这次失败的科考，不正是因为他发表的那片故事么？既然这个故事如此的受欢迎，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编故事好了。
果然，从1992年开始，他密集的在各类神秘学杂志上投稿，其中包括《信仰杂志》（Faithist Journal）和《世界探险者》（World Explorer）等，因为正经的科学杂志都不约而同的拒收了他的稿子，原因是他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连照片都没有。不过神秘学杂志无所谓，本来就是花边杂志，什么文章都照单全收。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马克尔勒就出了名，到了1993年，捷克电视台竟然邀请他去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叫《沙漠的神秘怪物》（The Sand Monster Mystery），而且播出了以后反响还十分热烈，从此之后，这个蒙古死亡蠕虫开始在西方世界里流行，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
对于成名后的马克尔勒而言，蠕虫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靠着这个话题发了财，节目都做到美国和新西兰去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寻找这种传说中的生物。
不过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不存在。
2005年，有两支科考队不约而同的在同一时间进入蒙古去寻找死亡蠕虫，一支是由英国弗提恩动物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Fortean Zoology）联合E-蒙古（Centre for Fortean Zoology）的联合科考队，另一只是野生动物记者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带领的独立科考队，弗提恩科考队使用的是现代勘探设备，对地表进行深层声纳探测，而弗里曼探险队则在当地居民提供的“栖息地”安装摄像机进行记录，不过两只探险队都没有发现任何死亡蠕虫的踪迹，实际上弗里曼连爬行动物都没发现几只，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都是小型的蛇和蜥蜴等。
2009年8月，另外一位新西兰TV3新闻（TV3 News）记者大卫·法瑞尔（David Farrier）也跑到当地进行采访和寻找，不过除了和过去所有的人一样，收集到了大量关于蠕虫的故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故事讲到这里，结论应该非常的明确了：所谓的蒙古死亡蠕虫，其实只是当地人的一个传说而已，经过前后90年的寻找，这种蠕虫不光没有被找到，实际上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不过还是那个问题，难道这么一件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就真的是编出来的么？
其实也未必，虽然我们找不到死亡蠕虫，但戈壁上还真的一些动物，他们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死亡蠕虫。
从外形上来看，最接近死亡蠕虫的生物就是沙蟒了。
沙蟒是蛇的一个较大的分支，在欧亚大陆上有广泛的分布，而蒙古地区的沙蟒主要是东方沙蟒（Eryx tataricus，也做鞑靼沙蟒），这种沙蟒在中国被称为土棍子，越是往南方个头越小，平时就钻在土里，有冬眠的习性，每年的夏季是活跃期，而且在蒙古地区的亚种，个头大些的还真的就能长到1到1.5米大小，不过一般也就是几十厘米，属于小型的蛇类。
如果从外形和习性上看，沙蟒很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蠕虫。
不过沙蟒是没有毒的，毒死人的传说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蒙古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种和死亡蠕虫非常近似的生物，而且它是有剧毒的，那就是无腿蜥蜴。
你可能一听又要乐了，无腿蜥蜴不就是蛇么？
还真不是。
实际上，有鳞爬行动物比如蜥蜴、蛇甚至是蚯蚓其实在这早期都是有腿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很多有鳞爬行动物抛弃了腿，而这类生物中，最成功的就是蛇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进化出了3000个不同的物种，从树上到海里，全都有分布。蜥蜴虽然大多数仍然有四肢，但也有一些亚种将腿进化掉了，它们和蛇的区别就是：蛇一般躯干很长，尾巴很短，蛇没有眼睑和外耳，但无腿蜥蜴是有的，而且很多无腿蜥蜴如果仔细看，是有很小很小的腿的，且他们的身体更加匀称。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无腿蜥蜴有剧毒，而且很难分出头尾。
我猜想这个传说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在蒙古戈壁地区有一些非常稀有的有毒无腿蜥蜴，而一些牧民在放牧的时候发现了这些蜥蜴，可能是想把他们当成蛇抓去吃掉，结果被蜥蜴咬了，中毒身亡，而这些人的家人可能目击了这个过程，又因为蜥蜴的行动实在太快，只模糊的看到了一个影子，所以无法对这种生物做准确的描述。至于蠕虫捕食家畜的说法，有可能是狼群，只是牧民在事后发现牲畜少了一只或者两只，加上之前的蠕虫传说，那么很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蠕虫干的。这类故事因为没有直接的目击者，所以就像谣言一样越传越邪乎，而这个蠕虫也从有毒变成了喷毒甚至喷火，而没有目击者这件事本身就被解释为“只要见到就必死”，久而久之，让当地居民深信不疑。
其实后面这么多的人大可不必浪费这些事件去求证，因为安得思早在90年前就告诉了大家答案，只是因为他是为科学家，没有把结论关闭罢了。
我不是科学家，所以要是让我说：就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