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可能是最让现代人向往的两个朝代,唐宋的开放程度是明清不能比的。而且唐宋在文化上的发展,更是到了一种顶峰,只是唐朝是文物并进,宋朝重文轻武,导致最后被蒙古人所灭。不过有一种说法叫“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唐强大却出了很多降臣,宋朝军事不济但很少有大臣选择叛变,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因为“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被借到日本展出,颜真卿(709—784)这些天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下,着实火了一把。

该说的,不该说的,大家都说了,我们今天就聊点不一样的,聊一些细思极恐的秘闻和推断。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东京国立博物馆关于《祭侄文稿》的展览海报。

现代人给颜真卿打标签,会用到很多斜杠,但第一个斜杠之前的标签一定是“大书法家”。

然而唐朝人不这样定义颜真卿。

颜真卿生前与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以书法出名。说得难听点,他的书法在当时不算入流。

在颜真卿之前,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属于生前死后书法都很知名。然后是颜真卿拜为师傅的张旭,醉酒时以头发濡墨而书,写出来的草书被当做“神品”。

到了颜真卿同时代,最有名的是徐浩。

尽管今天很少人知道徐浩其人,但在公元756年以后,他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法家,长期独步天下。皇帝的诏令,基本都是他写的。他也因此获得无与伦比的宠遇。

再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虽然现在我们以“颜筋柳骨”并称,但若论生前之名,说句冒犯的话,颜真卿可能连给柳公权提鞋都不配。

因为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而颜真卿,在书法界真正看得起他的人,恐怕只有他自己。

宋代书法家米芾说过,颜真卿经常叫家僮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刻成碑。这说明颜真卿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是想传之后世的。

事实上,作为书法家的颜真卿受到追捧,是北宋以后的事。此时距离颜真卿去世,已经过了300年左右。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欧阳修之后,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是颜真卿的铁粉。通过这个圈子扩散出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逐渐被确立下来。其中,最典型的言论出自苏轼本人,他说:

“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本人位居书坛“宋四家”之首,有他的加持和点赞,颜真卿想不火都难。

那么,问题来了:字还是那些字,此前在书坛默默无闻的颜真卿,为什么在北宋以后倍受青睐、咸鱼翻身呢?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现在,我们重新厘清一下颜真卿在唐代的真实地位。记住一点,颜真卿在世时并非以书法家,而是以忠臣闻名天下。

正史中关于颜真卿忠义耿介的事迹颇多。他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

他的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乱中。

当时,他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因为不依附权相杨国忠,而被后者视作眼中钉。随后遭到外放,去了平原郡当太守。

平原郡属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颜真卿到任后,已经预知安禄山准备搞事情,于是一边派部将李平驰奏朝廷,一边严令全城将士厉兵秣马。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要么挂冠远遁,要么望风而降。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史书说,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相当慌张:“河北二十四郡,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赶到朝廷,玄宗大喜,对左右亲信说,这个颜真卿是谁,为何替朕如此卖命?

很多文章解释说,唐玄宗连颜真卿都不认识,说明他昏聩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其实不是这样,颜真卿虽然时年已40多岁,但他此前在朝廷中的官职并不高,加上他本人不是拍须溜马之徒,皇帝不认识他也很正常。

而这恰恰证明,安史之乱时期是颜真卿成名的开始。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

为了争取更多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力量,颜真卿不惜将自己年仅10岁的独子,送去给平卢将领刘正臣当人质,以坚定后者起义的决心。

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抚念摧切,震悼心颜”。这段时间引发公众关注的《祭侄文稿》,正是写于此时,满腔悲愤衷情,于处处涂改与枯笔处清晰可感。

颜真卿《祭侄文稿》,建议手机打横观看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颜真卿一夜成名,但并不意味着他下半生仕途顺遂。相反,他的耿直清廉与世格格不入,所以一生横遭六忌,谪迁五次。

从杨国忠、李辅国、元载、杨炎到卢杞,每一任权相都对他恨之入骨。皇帝在战乱平息的时候,也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

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夺权上位的唐肃宗李亨急于回京。颜真卿上表说,且慢,皇上应该筑坛于旷野,东向哭三日,然后才能回宫。此举是为了以仪式感来让最高统治者吸取内乱的历史教训,但这提议显然让李亨很难堪。回京不久,新帝在大封功臣的同时,把颜真卿贬得远远的。

此后,颜真卿的仕途起落,基本上都是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

表面上,是直言耿介、不爱站队的颜真卿与当朝历任权相合不来,因而遭到后者的构陷而仕途蹉跎;实际上,在皇权无远弗届的地方,最终能让颜真卿起起落落的那个人,从来不会亲自出面。

只有当战乱再起之时,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

唐德宗李适即位第四年,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建议说,颜真卿声望卓著,让他带着谕旨到李希烈军中宣抚,一定能不战而平息叛乱。

当时颜真卿已75岁高龄,朝廷中人听到这个馊主意均大惊失色,对卢杞欲假公济私置颜真卿于死地的小算盘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卢杞专权蛮横,想把颜真卿从中央赶出去,颜真卿知道后曾找卢杞质问:“我常年被人排挤,现在年老体弱,要靠你庇护。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首级送到平原郡,我不敢用衣服去擦拭他脸上的血,是用舌头舔干净的。如今,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史载卢杞听后惭愧下拜,但内心更恨颜真卿。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报复颜真卿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摆着搞人身报复的建议,唐德宗竟然同意了。这只能说明,宰相对颜真卿太坏,但皇帝对颜真卿也不好。

原因如我前面所说,和平年代皇帝不会容忍一个四朝老臣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颜真卿一生坚守正义,不懂得装蒜,最终被皇帝推入火坑也在意料之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安史之乱中,那些再造大唐的功臣,不是被逼死就是被逼反,唯有郭子仪(点我阅读)得到善终。不得不说,老郭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求生欲很强”,而这是为人刚烈、不屑变通的颜真卿所没有的。

总之,唐德宗同意将颜真卿送往李希烈军中,恰恰击中了颜真卿的软肋——若是别人,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但他是忠臣,一生以忠义节烈自励,就算是死,也会慷慨前行。

抵达李希烈军中后,李希烈对颜真卿进行各种威逼利诱,许以宰相之位,要其支持自己的造反大业,结果被颜真卿破口大骂。

一年后,公元784年,李希烈命人将颜真卿缢杀。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又过了两年,公元786年,李希烈死了,颜真卿的遗体被运回长安。唐德宗发现,死去的颜真卿对自己更有价值。

史载,唐德宗悲痛不已,废朝五日,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说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极尽一切溢美之辞,去赞赏一个死去的忠臣。

颜真卿得到最高谥号:文忠。

吊诡的是,忠臣不得好死,俨然是历史的定律。在颜真卿之前、之后,有不少个案证明了这一定律的正确性。

无情最是帝王心。唐德宗其实并不在乎一个老臣的横死,他带有表演性质的悲痛,以及授予逝者的所有哀荣,通通都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你们都来做忠臣吧,朝廷不会亏待你们的。

历史上的表彰忠臣,基本上是帝王术的一种实践。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相,毕竟唐德宗对颜真卿前后态度迥异,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一眼洞穿其表演的本质。

真正细思极恐的是捧红颜真卿书法的宋朝,皇权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权力分享,让天下士人把原本极为稀缺的尽忠观念变成一种整体的价值追求。在这以后,忠臣意味着对皇帝死心塌地地维护和支持,不管这个皇帝是明主还是暴君。

宋代以前,士人忠君的观念实际上是很薄弱的。颜真卿以忠君为终生价值取向,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同路人,但毕竟不占主流。唐玄宗惊讶于颜真卿奋起阻击安禄山,说我不认识他他为何替我卖命,表明君臣之间并无后世理解的绝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整个安史之乱中,为国尽忠的人并不多。与之对应的是,叛军攻陷的城池很多,相当多的官员临敌变节,为叛军所用。士人忠贞死节的观念非常淡薄。再后来,藩镇割据局面出现,有很多落第的举子或不得志的官员成为割据政权的幕僚,为他们服务。这些现象表明,唐朝士人并不把失节当成多么耻辱的事情。

也就是说,忠君并非主流价值观。权势转移之间,士人都跟着力量走:谁的力量大,我就服从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开始清算战时投身伪军的士人,以及颜真卿死后,唐德宗利用他的忠臣身份大做文章,说白了都是皇权构建、宣传和推广忠君思想的一种努力。

很明显,忠君观念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历仕四个朝代、侍奉十个皇帝的不倒翁冯道,生前并未在忠君的道德问题上受到诟病,相反的,同时代人都说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对他极尽赞誉之辞。

为什么说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

到了宋代,这一切才得到颠覆。从欧阳修到司马光,都痛骂冯道“不知廉耻”“奸臣之尤”,尽管他在位时做过济世救民的好事,但因为心中毫无忠君观念,“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在宋代士大夫的眼里,忠君是大节,大节做好了,其他方面才能好;大节没做好,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足称道。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颜真卿的书法为什么在宋代开始受到追捧了吧。

没错,因为他是忠臣,大节无亏,所以他的字也是极好的。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相反,那些字写得好,而忠君观念贯彻不到位的书法家,比如宋元之际的赵孟頫、明清之际的王铎,都因仕于两代而在书坛受到长时间的贬抑。

很多人因为宋人的推崇而看到了颜真卿书法的精髓,却看不到这背后是皇权对士大夫思想的规训与渗透。宋代以后的封建朝代,尤其是明清两代,皇权步步为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与忠君思想被树立为全体士人的“大节”,相辅相成,关系紧密。

毫无疑问,宋人借颜真卿的书法强调忠义节气,重塑了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在长年累月与辽、金、蒙古的战争中,忠臣多而降臣少,尽显士人的风骨。但其间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却往往被忽略了:

一、士人官员都不惜代价成全自己的忠君之名,谁来像冯道一样考虑百姓蝼蚁般的安稳,谁来像赵孟頫一样考虑中华文化的传承?

二、对皇帝的尽忠与愚忠之间,时常仅有一步之遥,这一步的距离给了皇权控制思想和人心的充足空间,但王朝末期已经没有人站出来好好反思“君轻民贵”的老问题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的颜真卿,显然无法预见,更无法控制。

说到底,任何一个历史名人,在他死后,都难免变成历史权术的道具。人生不易死亦难,谁都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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